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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簽約面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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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及馮氏講席教授陳志武[專訪]

時間:2019-11-04 09:40點擊: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是香港的底色。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正是按照“一國兩制”的制度框架,香港原有的經濟、社會制度沒有變,生活方式沒有變,法律框架沒有變,司法獨立和終審權受到了尊重。

    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及馮氏講席教授、耶魯大學管理學院前金融經濟學終身教授陳志武認為,“一國兩制”的實踐,不僅把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保留了下來,而且也讓香港在未來發展上,有了更廣闊的平臺。中國正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香港和內地人員、貨物、資金、信息等要素高效流動,亟待“一國兩制”作保證。不能繼續堅持“一國一制”,就消除了香港的特色優勢,消除了“超級聯系人”的橋梁角色。“終結兩制等于終結香港幾乎所有的優勢,等于終結大灣區計劃的本質意義,香港就不再會是香港了。”

    值得關注目前香港階層固化帶來的社會隱患。由于香港階層趨于凝固化,一方面富豪階層形成了緊密的利益團體;另一方面普通人階級晉升途徑僵化,更多年輕人沒有了改變命運的希望,扼制了創新精神,也使得香港經濟缺乏活力,步入衰退通道。

    2017年香港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539,接近0.6的全球最高等級線;2018年香港千萬富翁的數量達到51.1萬人,占香港整體人口約9%;香港前十大富翁所擁有的總資產,相當于香港GDP總量的35%,在所有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一。

    香港一部紀錄片《窮富翁大作戰》就展示了香港的貧富差距所帶來的階級固化問題。

    香港回歸后,幾屆港府也試圖改變這一現狀。為了提升香港的競爭力,港府一方面增加土地和住房供應,解決高房價問題;另一方面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為香港未來經濟轉型尋找新動力。但因諸多因素,導致嘗試未能如愿,而改革的受阻進一步加劇了香港的困境,也使得社會蓄積了不滿和戾氣。

    如何疏通普通人的上升通道,打破階層固化?香港經濟和金融的未來前景如何?近日,《財經》記者專訪了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終身教授、經濟學家陳志武。他從香港的經濟結構和資本金融的優勢發揮等方面解析了香港的未來出路。
 
 
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及馮氏講席教授、耶魯大學前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

香港可以渡過難關

《財經》:香港回歸已經22年。20多年來香港在發展中變化,也有很多沒有變。您怎么看香港22年來的變與不變?

陳志武:過去22年,香港和內地都變化很大。內地經濟規模翻了多倍,以至于深圳GDP超出香港200多億元。而1997年香港回歸時,經濟規模超越深圳45%左右。如今,兩個城市的相對地位對調。這一成就是大家都注意到的。

然而,也有很多方面是沒有變的。比如,香港人均收入繼續高于深圳、上海和北京,雖然深圳經濟規模超越香港,但深圳常住人口超過2000萬,可香港常住人口不到1000萬,所以,按人均算,香港更富有;香港的法治可靠、司法中立,香港是亞洲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中西薈萃,文化包容,是真正的國際大都市,幾十萬外國人常年以香港為家,許多國家的公民可以自由進出香港,等等,這些在“一國兩制”之下至今沒變。香港社會實質上秩序井然,犯罪率仍然偏低,人均壽命蟬聯世界首位,超過日本和美國,繼續令世人向往。

《財經》:從香港歷史看,它曾經有過幾次起飛的機遇。第一次是上世紀50年代,內地解放以后,來自上海、廣東、福建等沿海地區的資本、人才,以及民國的遺老和人才都去了香港,帶給香港第一次騰飛的機遇;第二次是越南戰爭期間,美國扶持亞洲四小龍,香港由制造業帶動經濟的騰飛;第三次是內地的改革開放,使香港成為外部世界進入中國內地的唯一窗口,有了香港全面的騰飛。當下,粵港澳大灣區是香港第四次機遇嗎?

陳志武:香港作為中國與世界的橋梁,這個角色還將繼續,也應該繼續。“一國兩制”不只是讓香港從中受益,內地經濟實際上從中受益更多。過去很多人問我,“為什么中國經濟在1978年后,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能夠增長這么多、這么快,而印度卻沒法做到?”我就說,因為印度沒有一個屬于印度人的“香港”;印度自1947年獨立后,也是強化政府對經濟的管制,有相當程度的計劃經濟分量和國有企業,從90年代初在競爭壓力下也開始市場化和對外開放改革,但成效遲遲難以出現;1980年印度人均GDP差不多是中國的兩倍,到1991年左右兩國人均GDP持平,如今只是中國的一半左右;他們苦于沒有一個類似香港的自由經濟、自由港給他們提供便利。

而中國更幸運,有香港這個橋梁供內地隨時使用、盡情使用。不要說別的,這么多年里,印度人在美國大公司里做得很杰出,微軟、谷歌等高科技公司以及花旗集團等華爾街公司,CEO高管有好多是印度人,我在耶魯大學的同事里好多是印度人,其他美國名牌大學里也是印度裔教授眾多,可是,他們卻不回去印度幫助發展;而在美國成功的中國人,好多人回國貢獻,先是在上世紀90年代回到香港,基于香港為國家建設服務,后是一部分人搬回國內,一部分繼續留在香港為國服務。換句話說,正是有了香港,在西方成功的華人,才方便地將資本、技術甚至將自己的人力資本帶回國內,給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做出貢獻,而印度人至今還沒法如此做到。

為什么香港這么重要呢?由于內地機構、外資公司和境內外投資者都相信香港的司法程序公正性,投資簽約、貿易簽約時各方都能接受香港作為糾紛仲裁地,這對于跨境投資、跨境貿易至關重要。比如,2018年,中國全年外國直接投資(FDI)接近1200億美元,其中900億美元是經香港這個橋梁進入國內的,占全國FDI總量超過75%。這是印度無法享用的一種優勢。

當然,最近幾年力推的粵港澳大灣區計劃,可以給香港帶來新機會,是好事。不過,從香港老百姓角度看,這個計劃可能對深圳、東莞等內地城市幫助更大,但對他們自己的影響有限,因為這個項目如果完全實施,可以更進一步地讓深圳等內地城市利用香港這個橋梁實現新的騰飛。具體表現在香港可以提供風險資本、上市途徑、貿易通道、法律服務、審計服務等這些傳統優勢,但由于香港的住房、租房、寫字樓、勞動力等價格都太高,空間又小,大灣區規劃并不能讓香港年輕人在本地創業致富,即使自己有技術有資金也只能去深圳等內地城市工作發展。

因此,大灣區計劃難以從本質上改變香港本地的創業與就業前景。當然,這個規劃給香港的富人和高端人才帶來新的機會,讓他們能更加便利地去深圳等內地城市做投資、享受該規劃帶來的機會,但對普通香港人的影響比較有限。

《財經》:將11個城市整合成一個占地約5.6平方公里,擁有7000萬人口的超級城市群的大灣區(GBA),根據匯豐銀行的預測,每年創造1.5萬億美元GDP,占中國GDP總量的12%,大致相當于整個韓國的經濟產出。未來香港將會在這種區域融合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陳志武:既然過去40年,香港在珠三角和整個中國經濟發揮了積極關鍵的作用,而且香港的法治優勢與國際大都市優勢依然都在,推出大灣區一體化規劃當然是好舉措。比如,長期住在香港的外國人就很多很多,過去的英國判例在香港繼續有法律效果,這些都是內地城市難以達到的。因此,整合這些資源可以繼續為珠三角和中國經濟出力。

正如上面談到,這個項目如果實施了,對內地經濟的好處遠多于香港。再者,“一國兩制”既是保留香港優勢的必要,沒有兩制就沒有香港的優勢,但這也約束了這類項目對香港的額外價值,因為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與內地的法律和司法體系必須各自分開,貨幣體系、經濟與金融政策體系、勞動力市場、財政體系都必須各自獨立,政治體系也當然不同,于是,即使在大灣區一體化規劃下,兩邊只能是資金、貨物與技術的更自由流動,而不是全方位的一體化,否則,那就是“一國一制”了,那就消除了香港的特色優勢,消除了“超級聯系人”的橋梁角色。

這也是為什么大灣區內部的一體化程度連歐盟歐元區所實現的一體化程度都趕不上,因為歐盟至少還有歐洲央行、統一貨幣、一定范圍內的財政一體化以及歐洲議會的統一立法,等等。所以,需要關注的是,終結兩制等于終結香港幾乎所有的優勢,等于終結大灣區計劃的本質意義,香港就不再會是香港了。

《財經》:中央在上海臨港設立一個119平方公里的自由貿易區新片區,規劃到2035年實現1萬億元的GDP,這是否意味著上海要再造一個“香港”。香港還是全球的“自由港”嗎?它的區位優勢會不會將來被替代?

陳志武:在上海設立自由貿易區,這很好,希望盡快實施。當然,最好是讓全國都成為自由貿易區,那會讓中國經濟再起飛。

我希望看到上海自貿區成為另一個“香港”,但就我目前所知,這個愿望很難實現。例如,前面談到,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核心原因之一在于其法治傳統、在于司法中立,讓訴方和被訴方都能信得過;而為了確保司法的公正性和獨立性,香港的終審法院有1位首席法官、3位常任法官和18位非常任法官,其中首席和常任法官都是香港居民,而非常任法官大多數為居住在英聯邦判例法國家的外籍法官,根據需要由終審法院請過來審理具體案件,但平時都不在香港;按照規則,每項具體終審案件由五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審理:首席法官,三名常任法官及一名非常任法官。這種司法體制設計是其他國家的政府、企業和個人對香港法治有信心的重要原因,也是香港能夠成為中國與世界的橋梁、成為世界最著名“自由港”的基礎。難以想象上海或國內其他地方能做到這一點,其他國家也難以做到。所以,只要“一國兩制”能繼續保留,我覺得香港不用擔心是否會被上海或其他城市取代。當然,只要中國經濟的體量大而且繼續增長,水漲船高,上海和香港之間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競爭,兩個城市都可以過得很好,可以同時增長。特別是,香港地方這么小,用不著再增長那么多,也承受不了。

《財經》:北京方面和香港在2003年制定了《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使香港成為“超級聯系人”。但有專家認為CEPA實際“干擾”了香港自身的內生動力的發揮,使香港“被寵壞”。您怎么看?

陳志武:這是一個充滿誤解的地方。正如前面說的,在“一國兩制”之下,最多只能是資金、貨物和技術的更自由流動,連勞動力的跨境流動都難以更自由。所以,不管是CEPA還是粵港澳大灣區計劃,都不應該改變“一國兩制”的底線,因此難以從實質上改變香港。但在CEPA之前,在深圳與香港之間的資金、貨物和技術流動已經相當暢通,CEPA等計劃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香港的局面,至少從香港老百姓角度看是如此。

因此,CEPA等國內發起的計劃盡管初衷是幫助香港全社會,但實際效果可能是“寵壞”了香港的有錢人,給他們更多更好的投資珠三角等內地城市的機會,可是沒有直接影響到香港大眾,反而使香港的財富差距拉大,壓縮了年輕人的上升通道,導致了更多不滿的情緒。當然,這些計劃讓珠三角等內地城市受益良多,使它們更能利用香港的優勢發展經濟。我希望大灣區計劃不會重復這樣的結果。

亟待松動社會階層結構

《財經》:回歸最初十年,香港年均GDP增速保持在6%以上。到了2009年-2015年,其經濟增速腰斬至2.5%左右。近兩年又受中美貿易摩擦、匯率波動及其他外圍不穩定因素影響,香港今年首季增長只有0.6%,您怎么看香港逐步陷入經濟衰退?

陳志武:香港經濟面對的挑戰很多,其中一項肯定跟國內更加開放有關,因為北京、上海如果越來越對外開放,而且司法中立性和公正性得到國內外公司的接受,那么,越來越多的跨境資本業務和跨境商貿業務可能會繞開香港。當然,正如剛才講的,香港只有750萬人口,不需要獨霸中國所有跨境資本與商貿業務,只要拿到體量巨大的中國經濟的部分業務就夠了。

有許多問題是來自香港內部,尤其是香港社會的階層結構太固化,跨階層流動的空間太窄。比如,縱觀今天大家熟悉的香港公司和品牌,無非就是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國泰航空、長江實業、嘉里集團、太古集團、怡和集團等這些老名字,都是幾十年前留下來的“老香港”,沒有新創的大公司,這本身就告訴你這個社會的“錢”早就固化在少數世家的手中,草根只能繼續做草根,而前面說到的CEPA等這些計劃又強化了香港“富人更富”的程度。

為什么會這樣呢?據我的了解,一方面的原因在于,這個社會里賺錢的機會都由少數世家牢牢壟斷,比如,中環與金鐘的地產都由怡和、太古、長江等幾家把持,任何其他人想買也不可能,其他有錢賺的行業中,連奔馳、寶馬、大眾、豐田等每項品牌的汽車代理經銷也分別由一家公司壟斷,讓你無法有機會加入競爭,壟斷利潤由既有掌控者獨享;房地產行業也是一些寡頭掌控,有意限制土地供應,把房價和租金維持在高位;在香港注冊一家公司的確容易,但你注冊新公司之后,幾乎只有那些競爭得無錢可賺或者只有做苦力活的行業才對你開放。

例如,你可以開餐館,不僅香港餐飲業競爭得你死我活,而且一旦你的餐館成功了,掌握你餐館場地物業的業主馬上要加租金,迫使你在薄利和跑路之間做選擇。如果賺錢行業都已被壟斷的這種局面不改變,今天和未來的香港很難再出現一個李嘉誠,經濟增長活力、破壞性創造就很難出現。

其次,香港的社會結構固化;之所以這種壟斷格局很難打破,是因為香港人口少,于是,商界、政界、學界和社會精英幾乎相互之間都是朋友,甚至即使不是血親也會是姻親,會相互關照保護;尤其是,香港精英社會是通過排他性的私人俱樂部、會所來運轉的,如果你進不了這些俱樂部,你就無法進入精英階層,而如果你無法被精英階層認可,你就難有機會得到那些賺錢的特權;從這個意義講,那些私人俱樂部不只是社交場所,也是讓香港社會階層固化的物理場所。

香港已開發的土地不到25%,住宅用地只占全港6.9%,幾任特首都曾試過增加房地產土地供應、擴大廉租房量,到最后還是難有實質性改觀,因為掌權官員也都來自精英圈子,是同樣幾家私人俱樂部的成員。

因此,如果要讓香港經濟重現活力,就必須從立法和行政角度允許競爭、鼓勵競爭,打破壟斷格局,松動社會階層結構,讓家庭出身不再是創業致富、更不是做官的通行證,給草根階層帶來希望,也給經濟開道。

《財經》:香港經歷過工業支撐實體經濟的蓬勃年代,養活了數以百萬計的香港人。但是隨后制造業逐漸衰弱。經過反思,香港特區立法會出臺了一項名為“構建全方位‘再工業化’政策體系”的議案進行辯論。香港特區政府期望通過引進和發展適合香港的高端制造業,鞏固香港經濟根基,推動產業多元化。您認為沉寂多年的香港制造業真的還有未來嗎?

陳志武:那些讓香港經濟“再工業化”的夢想真的只是夢想,離香港現實太遠。我知道,很多香港人,包括給香港出主意的內地人,都喜歡趕時髦,在大家談論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高大上科技話題時,也跟著喊“香港也要”,而忘記了這些不可能是香港的優勢所在。

地價、租金、勞動力成本都比內地高很多,創業艱難。更何況內地有超過14億人口,2600多所大學,每年有800多萬大學生畢業,他們多以理工科為專業,科學家和工程師幾乎是供過于求,而香港只有22所可頒授學位的高等院校,每年只有5萬左右的本科和專科學生畢業,又以文理商科為主,所以,在科技人才供應上,跟內地無法競爭。當然,很多人說“香港可以有選擇地側重一些高科技領域”,但挑戰在于:香港的研究經費跟內地無法比,而且香港沒有工業制造業,即使大學培養了高水平的工程師,也無法給他們提供就業,跟科技教育與研究相關的就業鏈與產業鏈都不在香港,政府官員的“再工業化”和“高科技化”香港夢難以實現。

其實,香港人口750萬,香港經濟不需要各行各業什么都做,麻雀小但不一定非要五臟俱全。瑞典也是小國,他們以金融業為主,不追趕“再工業化”和高科技,也照樣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全球化的含義是產業鏈在不同國家之間做分工,既然是全球化時代,就不需要每個社會什么產業都做,而是根據自己的競爭優勢去有所為、有所不為。香港就應該專注金融業和與其相關的服務業、房地產、旅游業和商業,發揮自己的法治優勢。

《財經》:隨著中國在全球建立自貿協定,以及國內建立自貿區,香港的傳統優勢——自由貿易、投資和金融逐漸不明顯。香港目前面臨著獨特而嚴峻的挑戰,制造業轉移帶來“空心化”,科技創新后繼乏力,過度依賴金融和地產,經濟結構調整動力不足,這些問題都需要香港尋求解決之道。您有什么建議?

陳志武:香港做好金融業、房地產和相關服務業,就夠750萬人過上富有的生活,不要偏離自己的核心優勢行業。只有深受農耕文化影響的人,才會繼續認為沒有制造業的經濟是“空心化”的經濟。回想起來,不只是今天的中國,其實在歷史上,也是哪里有商業、哪里“空心化”的程度高,哪里的人就更富有。如果是這樣,“空心化”有什么不好呢?!

我們湖南人都稱洞庭湖一帶為“魚米之鄉”,都說“魚米之鄉”的岳陽、常德很富有,為什么他們比我們茶陵人更富有呢?當然不是因為那里可以生產制造更多的魚和米,而是因為那里有水路,所以商業很發達,財富更多;溫州、徽州歷史上也因為商業而更加富有,不是靠生產制造,所謂“無商不富”就是這個道理,不要擔心“空心化”。

瑞士就是當今最好的例子,其人口850萬,人均國民總收入8.3萬美元,排世界第一,但看看其產業結構會發現,以金融業為核心的服務業占GDP的71%,工業只占22%。當然,瑞士之所以還有制造業等,是因為他們有很多土地和滑雪勝地,而香港沒有這樣的條件,香港只能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地產和其他服務業上。中國和亞洲經濟體量這么大,只要香港的內部壟斷結構能被打破,金融服務做好了,就足以讓香港經濟保持持續繁榮。

香港金融資本的角色之變

《財經》:香港回歸20多年來,資本市場經歷了兩次金融危機。回顧香港資本市場的歷程,如何看待香港資本市場的優勢與不足?香港資本市場在新的變革中,如何應對挑戰?

陳志武:就金融發展而言,最大的問題是香港政府在近些年不斷強化對金融行業的管制,離香港作為“自由港”的傳統越走越遠,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鍋。也就是說,香港為了保住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跟上海、新加坡、東京和世界其他金融中心的競爭中,必須以“誰管制更少”而不是以“誰管制更多”制勝。

可是,這些年,香港金融監管當局不斷加強管制,對許多業務的限制超過新加坡、日本、美國,甚至超過內地。如果香港的管制更多,那么為什么人們還要來香港做金融,而不是到其他地方去呢?就我觀察到的,幾年前開始,美國公民如果到香港開銀行賬戶,幾乎每家銀行都會拒絕;到最近,內地公民也得到這個待遇;在各避稅港國家注冊的公司如果到香港的銀行開賬戶,也會遭到拒絕,等等。作為以金融業為主體的經濟,金融領域的創業門檻應當設置得最低;可是,如今,如果你想在香港創辦自己的對沖基金或私募基金,你必須申請到各種牌照,要融到至少1億美元資金,要有5年以上基金管理經驗,至少有2年以上管理具體投資策略經驗。除此之外,至少還要有另外一位合伙人也有這么豐富的經驗。這種高門檻對于富二代和已經成功的金融人士,當然不是問題,可是,卻把草根出身的人排擠在外,讓基金管理進一步成為精英俱樂部,也阻礙金融行業的發展。

相比之下,我在2001年跟另一位耶魯大學教授在美國康州創辦對沖基金公司時,不需要任何牌照,也沒有基金管理經驗的年限要求,美國證監會沒有要求注冊登記基金,只要高凈值投資者愿意把資本委托我們去管理,就純粹根據基金管理合約去執行責任和義務就行。試想:如果香港的金融監管比美國、比新加坡更嚴厲,香港的吸引力在哪里呢?

可是,香港的金融監管部門卻忽視這些,為了減少監管者自己遇到麻煩,只顧推出更嚴的規則和更高的門檻。香港原來真的是“小政府,大社會”,現在的香港政府,尤其與金融監管有關的部門,在快速膨脹,應關注這種抑制金融行業發展的趨勢,要制止其膨脹。

《財經》:過去20年,香港一直扮演著中國金融發展的引擎。但未來,香港要和上海競爭金融中心,還要保持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前景并不樂觀。隨著中國金融改革加速,資本可兌換將成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儲備貨幣的必經之路。香港的金融業優勢不容樂觀?

陳志武:短期看,似乎是如你說的。但從稍微長遠一點看,只要香港的法治和司法公正繼續保留,只要香港政府對金融的管制得到抑制,我覺得香港不用擔心來自上海和北京的金融競爭壓力。特別是,國內A股市場和債券市場在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會繼續是“行政市”,行政手段對資本市場定價機制的干預不會停止,因此,香港資本市場的優勢會繼續顯著。

尤其是如果美國資本市場的大門對中資公司日趨關閉,香港資本市場就更是國內資本市場所無法取代的。創業創新繼續是國內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可是,未來一些年里,A股市場無法滿足創業公司的上市需求,還必須要依靠香港。當然,離岸人民幣中心已經幾乎干枯了,假如人民幣走出去的努力要繼續啟動的話,那反而對香港更有利。更何況香港有前面談到的法治優勢。所以,我不覺得上海和北京能真正取代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財經》:香港社會如何重拾信心?

陳志武:保留“一國兩制”是重拾香港社會信心的起點。“一國”是沒人可以成功挑戰的,也是香港絕大多數人的立場,而“兩制”又是對整個中國社會、對香港都最優的一種安排。應該加快落實《基本法》,改革香港固化的社會結構,疏通草根的上升通道,給民眾真正的空間,以具體的方式釋放民怨。

《財經》:近日,港交所向倫交所發出要約,期待與倫交所進行合并。不過這一提議遭到倫交所的拒絕。您怎么看?

陳志武:這次被拒絕的主因還是跟他們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擔心、對香港法治的前景有關,這讓決策層提前看到“結束兩制等于是結束我們所熟悉的香港”。具體看,這次香港聯交所給的要約中,說是出價320億英鎊,但這個價格里基本都是香港聯交所作為上市公司自己的股票,而不是英鎊、美元或者港幣。可是,香港聯交所的股價今天可以貴,但如果“一國兩制”明天改變為“一國一制”,那很快會讓香港聯交所的股票變得不值錢。所以,在“兩制”出現動搖的苗頭時,他們對這種要約興趣不大,可能不奇怪,這就是為什么不能輕易改變香港,保留“一國兩制”的香港對整個國家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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